读到Semil Shah的一篇文章《Brief Thoughts On VC Fund Management》,提到关于风险投资基金的一些管理问题:
  1. Price Sensitivity
  2. Recycling
  3. Today’s Bay Area Seed Market
  4. Reserve Allocations

咱们看看这几个点:

首先是价格敏感。这正好是之前我和自己的老东家在投资核心理念的主要分歧之一。特别是这篇文章里非常明确地提到这样的一种观点,即:

There’s been a lot of talk in the angel & pre-seed space that effectively price shouldn’t matter if you think an opportunity will be huge.

这句话不禁让我想到老东家强调的“绝对价格vs相对价格”的概念。简单说,就是当你“判断”一个项目未来会是一个百亿级的公司时,那么天使阶段给他一个亿的估值,那也是便宜的。

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,但是这在我的认知里恐怕是对早期投资和创业最为缺乏“敬畏心”的态度了。文章里也写到,此时的这种判断还太早了。如果我们不对自身认知边界与能力范围有清醒到有近乎“残酷”的意识,不对这个行业,不对创业的常态有客观到近乎“残酷”的理解,恐怕就会妄自尊大的认为自己可以真的确切的“预见”未来而不对可能的“风险”进行足够客观的判断与管理。延展下去,当我们太愿意/希望去相信一个项目会成为“独角兽”,我们就会寻找某些证据去确认我们的“信念”。这恐怕是我能想到的,预测未来最糟糕的方式。为何?或许confirmation bias这个简单的概念足以说明。

其次是资金的再循环。对于像我们这样试图去做早期投资的所谓专业投资机构来说,资金的再循环是一个容易赢得LP好感的说法。包括Brad Feld也专门撰文阐述再循环的好处(当然,他的文章将再循环资金限于GP的管理费,就这点来说,我是赞成的)。毕竟作为机构你若真的有能力(募投管退的全面能力),应该用业绩来持续自己的生意,而不是靠管理费。当然,很遗憾,绝大多数的机构的能力使得他们只能靠管理费度日,毕竟,绝大多数的GP根本连carry的支票都从未见过(见上一篇文章:真要从事早期投资吗?)。

这篇文章里也提到,这个概念虽然吸引人,但真要实践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。因为这需要你的资金回流效率足够高,但这在早期阶段是难以控制的,就更是难以保证的。所以保守的做法就是尽快将能够回流的资金返还给LP,而不是再继续投资。

实际上,我也在这方面想过很多次,就国内基金的普遍状况,例如一支典型的5年基金,非常幸运的情况下,2-3年你有项目退出,此时你把退出的钱再投资,你还剩2-3年,顶多5年预期有回报,这其实不仅没有环节GP的业绩压力,反而增加了风险。就很多项目发展的常态,你需要有一个不错的回报,5年实际上是个更实际的年限长度,期望2-3年就能够作为一支早期基金某个项目获得20倍以上回报,实际上是很少的。没有时间这个朋友站在你这边,作为早期机构的GP会很艰难。而且我们别忘了,账面价值与实际退出之间,还有道鸿沟需要跨越。即使项目估值涨得快,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退得好…当然关于退出,日后我们一定会不断讨论这个行业核心主题。

不必盯着那些似乎一夜成名的项目与机构,虽然他们似乎可以抵抗所有关于长周期的判断。然而事实是,我们并不清楚他们经历过什么,他们往往也不愿或无法说出真相,而我们也没有考虑过“未然历史”。

第三点虽然说的是硅谷早期投资行业,实际上也可以映射到国内的行业。而关于何为“专业的“投资机构,哪些又是不知深浅的热钱?就这一点,可能我会认为风险投资,特别是早期阶段,现今国内行业存在的时间还太短,还不足以去判断究竟哪些机构是真正有核心风险控制意向、能力和机制保障的,除了极少数几家老牌机构。“跟风”是这个行业的“常态”,甚至很多标榜“研究型”机构,其实潜移默化中,也不过是通过叫嚷着“研究”来掩饰自己“跟风”的行为,好让忽悠LP的那套并无效用的投资逻辑得以延续。即使是近几年名声在外的机构,在我看来,是否专业的判断都还为时尚早,“皇帝的新衣”随处可见,这里也不做进一步讨论。

最后关于是否应该为每一项投资预留一定资金的问题。这其实让我想到前两天和一个朋友交流时谈到“雪中送炭”和“锦上添花”的问题。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,为了更大的利益而“追投”,怎样的情况下,为了帮助投资公司渡过暂时的困难而“救急”?可能更艰难的在于何时我们不这么去做?文章提到几个因素,例如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判断,收购vs融资的大势,其他可能的更好的投资标的等。这种决策我总在想,除了理性的权衡资本的效率外,其实对于不确定性和随机性,价值观很多时候在形成策略时或许会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当你有日趋完善的理论与策略,方法与团队,剩下就是“愿者服输”的心态,那样可能就足够了。只不过,作为GP,拿着LP的钱,你需要他们对你的成败也同样有着“愿者服输”决心…而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或所谓的科学客观的方法。实际上,在投资的各个层面都贯穿着这个主题。

就此稍微延展,我是十分反感盲目地将一些自然科学定律拿到投资行业,作为自身一些决策行为的理论依据。或许正如索罗斯在他的《金融炼金术》一书中提到:

他(指卡尔·波普尔)竭力主张所谓的“方法论同意,即适用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和标准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事件的研究,而我确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,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事件包含思维参与者,而自然现象则没有。

所以,我们其实不应过度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理论上,而更应该考虑这其中参与者的认知缺陷与差异。所以,很多时候,我们这个行业在竞争的,是认知能力,或者说是克服固有认知偏见的能力。